图为作者与1号、2号战时前线合影。居中坐于弹药箱上的为1号首长康虎振，右一为2号首长徐金堂，左二为作者曾宪荣。(资料图片)

时光如梭，一转眼，离开部队已三十个年头。

漫长岁月里，那段充满挑战与荣耀的军旅生涯总在脑海中浮现。从军路上，我有幸遇见两位极具个性与魅力的“大人物”。他们在战场上展现卓越指挥才能，在生活中以独特魅力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。

1975年10月，我报名参军，新训尚未结束，就被分配至团警通连警卫排一班，逐渐成长为一名老兵。

1979年，部队进入临战状态。上级保卫部门到团里检查战备工作时，我因是连队学习训练标兵而被注意到，经过严格审查后，一纸调令将我调到师部警卫班。那时的我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邂逅两位“大人物”。

进了警卫班，自然就成为了警卫员。

作战部队，为保密需要，首长们皆用代号称呼，不直呼职务。以我所在部队为例，师长为1号，政委为2号，副师长为3号，副政委为4号，参谋长为5号……同职位者则在编号前加姓氏。如今，我仍习惯用代号称呼他们。

在我的军旅生涯中，有幸分别给1号和2号首长当过警卫员。1号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9师师长康虎振,2号是149师政委徐金堂。

1号首长是身经百战的老将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身上有许多处弹痕。1979年，我随1号进入南方丛林，这是一次让我永生难忘的经历。

刚担任警卫员时，我还以为是“美差”，部队开拔前，老兵的一席话，让我心头一紧——“首长回来你回来，首长回不来你回不来，首长回来你可以回不来。”

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1号永远是那个离枪声最近的人。有一次，我军在穿插过程中，突然与一股人数不明的敌人遭遇。双方瞬间交火，情况十分危急。1号登上附近的小山包，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，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。我几次想把他拉到安全地带，都被他摆手拒绝。

“告诉突前部队，稳住阵脚，不要慌乱！”他对着电台大声喊，“组织交叉火力，压制敌人！殿后部队迅速向侧翼移动，防止敌人包抄！”在他的冷静指挥下，我部很快稳住了局势，形成了有效的防御和反击态势。经过一番激战，成功击退了敌人，为我军的穿插任务扫清了障碍。

在那些烽火连天的日子里，1号就是这样，一次次凭借出色的指挥才能，带领着部队一次次突破敌人的防线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

他在指挥作战时的每一个决策，每一个指令，都凝聚着他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对战士们的高度负责，成为了战场上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有人说，三年五载的相处或许留不下痕迹，但有些人，即便相处短暂，也会让人深深怀念。2号首长徐金堂，便是这样的人。

我给2号首长当警卫员时，他已五十多岁。作为师政委，他与1号首长同级，在全师威信极高。虽为政工干部，军事素质却相当过硬，看上去精明干练，只是着装风格颇有特点，帽子有时歪戴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有时两边低中间翘，上衣领钩总是扣得严严实实。

2号大多数时候都板着面孔，笑容轻易见不着。到了节假日歇着的时候，总爱背着手，把我甩在身后老远，自个儿在营区里慢慢转悠，哪儿有啥不对劲，都逃不过他的眼。

抓部队里的事儿，他较真得很。瞅见啥问题，从不跟底下的战士多说啥，只是把干部叫到跟前，扯开嗓子训，嘴里常常挂着两句口头禅：“你怎么搞的？你小子！”

全师没一个不怕他，可心里头又打心眼儿里佩服。为啥呢？因为他办事公道，心里敞亮，有啥说啥，批评人直来直去，骂完就拉倒，从不记恨，更不搞秋后算账。那些常被他批评的，要是连着几天没挨骂，还浑身不自在。真正了解他的都清楚，他批评你，是关心你，是盼着你能进步，就像树枝得修剪才能长得周正。能被他批评两句，在大伙儿看来，那都算是种“恩赐”呢。

在做2号贴身警卫员近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我几乎天天守在他身边，目睹他的待人接物与优良作风。他处事公道，爱护下属；严谨细致、求真务实、雷厉风行、知难而上。这些品质，深深烙印在我心里。

有一回，我给2号洗军装，后腰那块没搓干净，晾干了一看，灰扑扑的印子格外扎眼。他往身上一套，眼梢子一挑就瞅见了，嗓门“噌”地提起来：“你瞅瞅这！咋洗的？还不如我自个儿搓得干净，往后学着点！”

我脸“腾”地红透了，接着又白了半截，头埋得快抵着胸脯，只能瓮声瓮气地应：“首长，我这就改，现在就拿去重洗。”

他却摆了摆手：“这次算了，别折腾了。”

就这一回，让我从此告别了马虎。

他常和我谈心，问我入党了没有，鼓励我多学习，还检查我的学习笔记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进步很快：二十岁入党，二十一岁多就提了干。

1979年9月，我被推荐报考乌鲁木齐陆军学校，离开前特意去成都与2号告别。2号鼓励我：“到了军校要好好学习，钻研军事知识，将来带兵，自己素质不过硬可不行。我还等着看你呢。”说罢，从家里拿出一口小红箱子送给我。抬头时，我发现这位硬汉子眼眶竟然有些湿润，我不敢再多说，敬了在149师的最后一个军礼，转身离开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军分区，历任排长、副连长、连长、参谋、保密参谋，后任边防一团二营营长。无论我走到哪儿，一直密切关注着1号与2号的消息。

1987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第一次去干休所看望2号，2号直接批评我：“谁让你转业的？你在部队干得好好的，年纪轻轻的急什么？在西北不习惯可以跟我说，调回老部队，干点啥都行！地方上情况复杂，你小子那性格……真让我失望。”话虽严厉，却满是关切。

如今，1号与2号相继离开了。

2004年，2号首长徐金堂与世长辞，享年83岁。噩耗传来，我从黔江驱车赶往成都，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，送了老首长最后一程。

2022年，1号首长康虎振也与世长辞，享年92岁。

老首长走了，我与他们的故事告一段落，至今，我还珍藏着在战场上与首长的合影，时常拿出来看看。

那段军旅岁月，那些与“1号”“2号”相处的点滴，早已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。（曾宪荣）